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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 看古代晋商是如何从一贫如洗到富甲四方的

清代，全国排名前16位的富商几乎都在山西。山西太谷、祁县等几个主要县域的富户财产加起来比当时国库存银还要多。从明朝初年到民国初年的500多年间，四大晋商的年总收入已经赶上了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为什么明清时期的晋商可以在强手如林的商场脱颖而出？他们从一贫如洗到富甲四方有何秘诀？

明清时期，山西出现了一批十分成功的商人，他们走南闯北，足迹横贯欧亚，向南至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阪、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因山西为古晋国封疆，这批商人又被称为晋商。

晋商凭借山西富有的盐、铁、麦、棉、皮、毛、木材、旱烟等特产，进行长途贩运，设号销售，套换江南的丝、绸、茶、米，又转销西北、蒙、俄等地。

到清代，晋商顺应金融汇兑业务的需要，开始涉足金融业，咸同时期晋商票号几乎已经垄断了全国汇兑业务，成为当时中国金融业的翘楚，也造就了一批富可敌国的大商人。

当时的御史章嗣衡在给咸丰皇帝的奏折中这样写道：“臣伏思国家承平二百余年??四海之广，岂无数十巨富之家。臣耳目浅陋，然所目击者??如山西太谷县孙姓，富约两千余万，曹姓、贾姓富各四五百万，平遥县之侯姓，介休县之张姓，富各三四百万??介休县百万之家以十计，祁县百万之家以数十计。”

清代，全国排名前16位的富商几乎都在山西。山西太谷、祁县等几个主要县域的富户财产加起来比当时国库存银还要多。经济学家梁小民也曾就此做过统计，从明朝初年到民国初年的500多年间，四大晋商的年总收入已经赶上了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晋商之富，可见一斑。

在封建社会背景下，小农经济模式影响了中国商业文明的进程，而晋商则打破了这种时代局限，创新了商道逻辑，在明清之际掀起了一股浩浩荡荡的商业风潮。

风流人物

在晋商称雄的500年间，自然不乏如乔致庸、雷履泰、曹三喜、渠同海这样的商界骄子和豪门富族。不过，正史中关于商人的文献记载很少，晋商精英的传奇故事多见于民间口耳相传。

祁帮渠同海（1723-1789年）

渠同海，字百川，祁县城内人，渠氏家族商业奠基人。

乾隆中期，渠同海由“走西口”经商致富，前往包头谋求发展，购置十余顷土地，独资经营菜园、粮食、油面、茶叶，兼营钱业生意，渠家从此发家。渠同海以“长源本晋川，荣华万世年”十字，作为其孙子辈以下辈分的世系排名。后来渠家在羊楼洞开办的茶庄大都与“川”有关，也与辈分世系有关，如“长源川”“长盛川”“三晋川”“宏源川”等茶庄。

渠同海生有三个儿子，长子藩及三子映潢也都是商界高手。渠映潢在继承父业的基础上，于乾隆、嘉庆年间增设“长顺川”“长源川”两大茶庄，从事国际茶叶贸易。从湖南、湖北采办茶叶，运往张家口、杀虎口，再转运至蒙古、俄罗斯等地。道光、咸丰年间，其子渠长发、渠长瀛又增开贩盐业务。

传至其孙渠源潮、渠源浈时，渠家共开有五家票号，四家茶庄，三家匹头、绸缎、夏布庄，一家药店，一家古籍字画、文具店，一家点心食品店，实现了票号资本与商业资本的相互转化，这是渠家商业经营的特色，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渠家“百川通”每股分红达两万多两白银，渠氏商业达到鼎盛。

渠源桢希望长子渠本翘从事商业,但渠本翘天资聪颖,小时候就有“神童”之誉,更热心考取功名，渠源桢对其极为不满。

1898年，清政府以极低廉的价格，将山西的煤矿、铁矿开采权出让给英国商人，晋商开始了长期的保矿运动,渠家父子配合默契，从此和解。之后，渠本翘入京，渠源桢将大半资财铸成银锭埋在自家院里，据说总量达三百万两之多。

1919年渠本翘病逝于天津，此后渠家的后代再没有涉入商界，大多数成为学者、教师和作家。

票号创始人雷履泰（1770-1849年）

雷履泰（1770-1849）山西平遥人，中国票号创始人，金融史上的风云人物。

雷履泰少年入商号做学徒，年近不惑受聘于西达蒲李大全开设的“西裕成颜料庄”，因善经营会管理，深为财东赏识，很快升任大掌柜，统筹全局。

道光三年（1823年），雷履泰通过总结唐代“飞钱”以及商业汇兑经验，研究了账局、钱庄、典当各金融业的利弊，博采众长，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专营异地汇兑及存款、放款业务的私人金融机构，也是中国第一家票号——日?N昌。他首创的票号被称为“现代银行的鼻祖”。

由于他经营有方，知人善任，很快便使“日?N昌”成为资财雄厚全国著名的票号，享有“汇通天下”的美誉，从此，中国金融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一纸便可“汇通天下”。

治家兴业乔致庸（1818－1907年）

乔致庸（1818－1907）山西祁县人，字仲登，号晓池，乔家第三位当家人，人称“亮财主”。

祁县乔家，是晋商中靠勤劳诚信，白手起家的典型。始祖乔贵发早年是一个衣不遮体的光棍汉。乾隆初年走西口，先做当铺伙计，后开草料铺，兼做豆腐、豆芽及零星杂货生意，进而扩大经营，开设了客货栈广盛公。

在家族变故中，乔家第三代乔致庸临危受命，弃文从商，在他的不断努力下，生意日渐兴隆。乔家子弟恪守祖训，严守家规，家业日益兴旺，实现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理想。至清末，乔氏家族已经在中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200多处，资产达到数千万两白银。

乔致庸活到89岁，最终把乔家大业交给了孙子乔映霞。乔映霞同样经商有道、思想开明，把乔家事业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清朝末年，乔氏票号业务多被官办银行夺走，生意从此走向衰败。

现在，乔家已是第九代了，后人多数都在北京，低调而平凡。乔家的生意终结了，可乔家的精神却一代代传承，后人们一直恪守着祖先留下的规矩——诚信忠义。

外贸翘楚常威

常威，山西太原车辋人，生于清康熙初年。

常威当年去张家口经商时，身无分文，一路以为人占卦算命，赚取吃饭住店钱，得以成行。从最初走街串巷、沿街叫卖开始，到开布铺扩大规模，兼营茶叶、杂货，外销蒙古等地，逐步积累商业资本，设立了大德玉商号，发展成为一支以外贸著称的晋商力量。

据《山西外贸志》载:“在恰克图从事对俄贸易众多的山西商号中，经营最长、历史规模最大者，首推榆次车辋常家。常氏一门从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七代，沿袭一百五十多年。尤其在晚清，在恰克图十数个较大商号中，常氏一门独占其四，堪称清代晋商中‘外贸世家’。”

常威有三个儿子，长子常万圯和三子常万达,都以经商见长。万圯一支，即后来所说的“南常”，万达一支是“北常”。

乾隆年间，恰克图被清政府定为中俄贸易的唯一地点。中俄贸易的庞大交易都被压缩到了恰克图。常万达看出了其中蕴藏的巨大商机，他将张家口经营的“大德玉”字号改为茶庄，倾其资财来到恰克图，实现了由内贸到外贸的转变，为常家外贸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事业的发展和资本的增加，常氏先后增设大升玉、大泉玉、大美玉、独慎玉商号,形成了常氏“玉字”连号，遍布苏州、上海、汉口等地，独慎玉还在莫斯科设立了分店。

太谷巨富曹三喜

曹三喜，曹家走向一代巨商的关键人物。

太谷曹家，是明、清之际声势显赫的晋商巨富。当年，曹三喜因生计所迫，随人到东北三座塔（今辽宁辽阳县）经商。他先是租地种菜、种豆，后与人合伙磨豆腐，用豆腐渣养猪。待生意兴盛后，因曹三喜是外乡人，合伙者想多占利润，只好各自经营。

曹三喜认为，自己的名字有“三”字，自己在“三座塔”干一定能成功。他勤劳踏实,以诚待人，生意越做越好，增添了酿酒业、杂货业、典当业。之后，又在沈阳、四平、锦州等地设立商号，逐步成为省外大商。清兵入关后，曹家的商号又向关内发展，规模越来越大。

到道光、咸丰年间，山西太谷曹家的商业发展到鼎盛时期，商号达640多座，资产高达1000余万两白银，总雇员达37000人。

曹家的商业版图，雄踞了大半个中国，国外发展到日本东京、朝鲜平壤、俄国的伊尔库茨克、恰克图、蒙古的乌兰巴托、德国的柏林、法国的巴黎、印度的新德里、伦敦，创下了中国商业史上不朽的辉煌。

曹三喜致富后，把资产分成七份，给每个儿子各一份。然后，每家出资10万两，组成管理处，合资经营，称为“曹七合”。如今，我们从山西太谷的曹家大院还能想见当年曹家的风光。

●晋商多是书香门第

为什么明清时期的晋商可以在强手如云的商场脱颖而出？他们从一贫如洗到富甲四方有何秘诀？

商帮的崛起离不开一个基本前提，即植根于精英阶层集体意识中的文化基因被创造性地激活，使商业活动有了强大的文化和信仰支撑。

晋商中大多数都受过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是典型的儒商。他们之所以能缔造不朽的商业传奇，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熏染。

●转念——学而优则商

中国传统观念提倡“学而优则仕”，认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儒为名高者，商为厚利者”，经商与倡优同列，商人哪怕富甲一方，也没有社会地位。在明代以前，商人不能参加科举，更不许仕宦为官。

晋商冲破了这一封建价值观的藩篱，大胆倡导“学而优则商”。他们认为，商人也可以通过精研儒家学说成为儒者，儒者也可以转而经商；商人通过科举可入仕为官，为官者亦可以不失商贾之业。

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山西出现了一大批“舍本逐末”的商人。当地流传着“有儿开商店，强如坐知县”，“生子可作商，不羡七品空堂皇；好好写字打算盘，将来住个茶票庄”的民谚。许多晋商家族中一二流的读书子弟去经商，三四流的子弟才去参加科举考试，甚至出现了不少获得功名后又弃官从商的读书人。

山西榆次常威，在晋商中以外贸著称。常家十分重视子弟读书学习，但其目的并不是让子弟考科举求功名而是为家族商业培养人才。常家常万圯、常万达两兄弟均饱读诗书，特别是常万达，自幼勤奋好学，深受老师赞誉，但并没有参加科举而是随父亲常威到张家口经商，成就商业盛名。

清朝雍正年间，山西巡抚刘於义奏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雍正皇帝朱批道：“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

可见，在晋商眼中，传统的“士农工商”职业排序观念被彻底颠覆，他们把商业排在了各业之首，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晋商群体价值观的转变为这一商帮的迅速崛起扫清了最大的思维障碍。

●精进——商而优则学

晋商的第一代创业者大多出身卑微，靠勤敏恭诚白手起家，但这些商人在成功后都毫无例外地十分重视自身技能、学养提升和家族子弟的教育，以严格的家训学规培养家族精英，不断将商业推向新的高峰。

以祁县乔家为例，乔家商业帝国的开创者乔贵发原本是一位走西口的贫苦农民，经商发迹后并未奢侈挥霍，而是教导子孙勤俭持家，多读圣贤书。在第三代乔致庸主事时乔家扩大了家塾，修建了书馆，花重金聘请名当地名儒执教。

乔致庸把《朱子治家格言》定为儿孙启蒙必读的书籍，哪个子孙犯了错，乔致庸就会责令他们跪地背诵，直到承认错误，磕头谢罪。他还常告诫儿孙忌“骄、贪、懒”，教育儿孙“唯无私才可大公，唯大公才可大器”，“气忌躁、言忌浮、才忌露、学忌满、知欲圆、行欲方”，“待人要丰，自奉要约”。

到了乔致庸的孙子乔映霞主事时，对子弟读书更为重视。深受家风祖规熏陶的乔映霞针对兄弟与子弟特点，分别把书斋名立为“不泥古斋”“知不足斋”“日新斋”“自强不息斋”“一日三省斋”等，以资互勉，并明定家规“五不准”:一不准吸鸦片、二不准纳妾、三不准赌博、四不准冶游、五不准酗酒等。在他的努力下，乔家商业帝国蒸蒸日上，达到最为鼎盛的时期。

晋商深谙儒家修身之道，对读书和子孙教育不局限于经商，更重视诚信、才学与做人，这满足了商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保证了家业的永续兴旺。

“学而优则商”是晋商对传统价值观的突破，“商而优则学”则体现了其勤勉精进与深谋远虑。前者使晋商群体迅速壮大，涌现出一大批成功商人，后者则保证了其可以做得更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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